入選理由：他們是最溫情的創業者，以原始的家族親情爲支點建立了龐大的企業王國；他們是最理智的創業先鋒，面對利益紛爭，他們迅速擺脫了家族的束縛，漂亮地完成了由家族企業向現代企業的轉變。
有學者認爲，強調家庭的儒家思想與現代企業的精神背道而馳，但“希望”四兄弟卻打破了這個禁锢。
四兄弟的創業傳奇已成爲我國私營企業教科書上的經典案例。流傳最多的版本是：1982年，陳育新帶著3位兄弟先後辭去公職，拿著變賣自行車、手表等家當所得的1000元，靠孵小雞掘得了第壹桶金。此後，以養殖業起步，名不見經傳的育新良種場逐步發展爲“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第壹”的希望集團，四兄弟名列中國大陸富豪榜之首，成爲中國民營企業的壹面旗幟。
他們的成功後來被解讀爲：四兄弟各有所長，而以“親情信用”爲基礎的家族企業讓他們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創業所需的各種資源。劉永好多年後說：“如果不是親兄弟，當時誰會和妳壹起幹？”然而，正因爲四人各有所長，在沒有絕對家長的統帥下，希望集團不可避免地經曆了産權之痛。分家，成爲他們的必然選擇。
兩次分家可以稱爲中國企業史上最精彩最完美的“親兄弟，明算賬”。不見尋常家族企業的是非風雨，四兄弟的分家在風平浪靜中悄然完成。他們更願意將這兩次“分家”稱爲“調整”，是從家族企業向現代企業的過渡和規範，讓求同存異的四兄弟可以在各自的平台上盡情釋放個性，在需要合作時又相互施以援手。
技術出身的老大劉永言致力于高科技産業；老二劉永行敏銳地抓住了電解鋁行業的市場機會，投巨資上馬電解鋁項目，同時還參股民生銀行、光大銀行、光明乳業等；老叁陳育新繼承了希望集團的傳統飼料産業；老四劉永好將旗下的“新希望”多元化進行得最徹底：在保持飼料産業繼續擴張的前提下，他幾乎投資了房地産、金融、化工、食品、商貿等各個時期最時髦的産業。
在家族公司到現代企業的過渡中，各個“小希望”呈現出壹脈相承的東西：對權力的量化和監控；部門的分工與協作；誠實、勤奮的理念；積極回報社會的態度……
正是這樣財分情連的特殊模式，讓“希望四兄弟”繞過家族企業的紛爭，實現了家族親情與理性制度的完美結合。
魯冠球
入選理由：屹立商界多年不倒，引領企業改革數載不變，作爲中國最受尊敬的第壹代企業家，他是當之無愧的“企業常青樹”。
能被譽爲“企業常青樹”，魯冠球自然有許多過人之處——他性格果敢、敢爲天下先，在禁止私人經營的年代，辦起了沒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廠。在衆人避之唯恐不及時，他變賣全部家當，將命運押在了盤下的工廠爛攤子上。
他智慧過人、商業靈感叠出，在只有國營企業才有資格參加的汽車零部件訂貨會場外擺下地攤，以低價壹炮打響。他四處運作，撕開了“計劃”的口子，跻身于全國萬向節生産“叁家定點廠”。改革開放初期，他率先試行股份合作制，吸收社會法人入股，使萬向迅速成長爲企業典型，而由他開始的“農民企業家”這個名詞，也在企業史上變得舉足輕重。
他重視信譽、目光長遠，上個世紀80年代遭遇退貨後，把3萬多套次品統統當廢鐵賣掉，不惜損失43萬元。爲不讓工人喪失對工廠的主人公感情，他捐出自己應得收入，埋下産權改革的最大伏筆，爲企業的增速發展掃清路障。
他眼界開闊、思維開放，在沒人弄清楚“萬向節是什麽”的年代，已開始搭建自己的企業平台；在許多企業“大鍋飯”時，探索出“腦袋投入”和“口袋投入”兩個概念，將利益和效益結合在壹起，並建立起壹套激勵型的結構工資制；成爲國內巨頭後，又把步子邁向了海外，他把壹個小作坊發展成通用、福特汽車的合作夥伴，壹舉開創民營企業收購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。
崛起于阡陌間，受惠于改革開放，巨富于市場經濟，魯冠球近30年的創業經曆，就是中國個私經濟30年萌芽到輝煌的曆史。大浪淘沙，和他壹起出道的企業家，絕大多數都已煙消雲散，只有魯冠球把故事續寫了30多年。
年廣久
入選理由：他是第壹代個體“暴發戶”的代表，是改革開放的風向標，他壹生被鄧小平叁次點名，他命運的起承轉合暗合著個私經濟的發展進程。
作爲壹個商人，他是大字不識、“敢”字當先的第壹代個體“暴發戶”的代表，他的身上，烙下了明顯的草根小生産者的印記：他出身寒微，最不缺乏的是吃苦精神；他不懂什麽叫政治，他的人生信條中，只寫著4個字——拼命賺錢；在全面封殺私營經濟的年代，他不畏打壓，堅持兜售用獨特配方炒制的瓜子，早早攢下了百萬家産；天命之年，他仍赤膊上陣，炒鍋通紅，炒鏟翻飛……
他目不識丁，最缺乏的是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和憂患意識。他壹輩子只會寫“年廣久同乙(同意)”5個大字；他看不懂按會計制度制作的規範賬本，還振振有詞地說：我只要知道進腰包多少錢，出腰包多少錢就行了。
他婚變頻仍，子嗣衆多，由此成爲人們鄙視暴發戶的壹個公證，也爲日後家族的內耗紛爭埋下禍根。1987年，50歲的他同壹個20出頭的年輕女大學生結婚，演出了壹幕驚世駭俗的情感劇。
在中國經濟改革最初的10多年裏，作爲改革開放的風向標，他的命運在風口浪尖處數次化險爲夷，其起承轉合暗合著個私經濟的發展進程：1982年底及1984年，他被鄧小平兩度點名，隨後的10多年間，每逢政治風雲變幻，他的際遇便會隨之搖擺；1986 年春節前，傻子瓜子在國內率先搞起有獎銷售，3個月實現利潤100萬元，但好景不長，中央下文停止壹切有獎銷售活動，年廣久陣腳大亂，公司血本無歸；1989年底，私營經濟再成灰色名詞，年廣久因在與蕪湖郊區政府聯營期間“貪汙、挪用公款”而被立案偵查，案子拖了兩年，最後定的卻是流氓罪；1992年，又是鄧小平南巡時的第叁次點名，挽救了年廣久，讓他得以無罪釋放。
與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淵源，讓他名貫全國，成爲“中國第壹商販”。
“農村改革初期，安徽出了個‘傻子瓜子’問題。當時許多人不舒服，說他賺了壹百萬，主張動他。我說不能動，壹動人們就說政策變了，得不償失。”現在，年廣久的名片背面依然清晰地印著鄧小平的這段著名講話。但幾起幾落，他和他的傻子瓜子，終無法超越當年被鄧小平點名時的風光，傻子瓜子，也在家族企業“富不過叁代”的魔咒中漸行漸遠。年廣久，演出了農耕經濟宿命的壹幕，他的時代的確已經過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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